郭进拴|新城美韵【二百三十四】

       1983年秋天，当张一弓作为农村的业余作者，已经获得3次全国性文学奖项之后，才从农村被调回城市，到河南省文联文学创作室从事专业创作。他在“不惑之年”以后重操中断了20余年的文学“旧业”，一鸣惊人，以中篇小说的形式连续不断地向文坛发起“冲击”，以其严肃的现实主义精神和直面历史的勇气，以其强大的思想道德力度，唱起苍凉悲壮的英雄之歌。虽然有着坎坷曲折的人生经历，张一弓的作品中却丝毫看不出任何属于他个人的委屈和怨尤。他说：“写作必须具有对人间苦难的悲悯之心。我十分注意不要让个人恩怨进入文学，不要用‘小我’亵渎文学，不要为仅仅属于自己的伤疼发出刺耳的尖叫，我怕那样我就会不公正，就会使作家应有的悲悯之心和道德力量受到损害。作家如果没有悲悯之心就不要写东西。不同的作家最后所要竞争的，不是写作技巧，而是人格力量、道德力量。我常常这样勉励自己。”张一弓认为，作家的创作虽然要表现“自我”，然而“自我”也有“小我”和“大我”之分，大我才能引起大家共鸣，否则读者没有理由看你的作品。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张一弓才能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个人经历的挫折中挣脱出来，深切关注中国农民的历史命运，写了30多篇、150多万字的表现河南农村生活的中、短篇小说。评论家认为，张一弓与河南其他大部分作家作品的共同点是，关注农民的命运，具有浓郁的河南农村的乡土气息。但也看到了张一弓与河南其他作家的不同，虽然他所写人物的语言特色和行为方式，都属于地道的河南农村，但他的作品的叙述语言和结构方式却是属于城市知识分子的，甚至有欧化的成分，同时也从这种“不同”中看到一个属于城市知识阶层的作者，对农民怀有深厚情感和悲悯之心，为他们摆脱苦难的挣扎送去沉重的呐喊或含泪的祝福。张一弓承认，他受到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和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深刻影响，但他并不担心这会妨碍他的作品的河南特色。他十分重视而且非常喜欢在河南这块土地上的深厚、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在《远去的驿站》中，他写了父亲、大舅和姨父三个知识分子及其各自的家族。在他们的家族史中充分融入了发生在河南的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书中可以看到这样一些章节的标题：《胡同里的开封》、《姥爷家的杞国》、《试论刘秀称帝与老张家桑园之关系》、《关帝庙上的星星》，都打着真正的“河南”的烙印。还有大舅家族忧国忧民的“杞人情怀”，父亲毕其一生都在寻找的南阳大调古曲《劈破玉》，已经把地域文化融入人物的生命。另外，还采用了很多爱恨情仇的传说，也都尽可能地保持了传说地域的原始状态。张一弓认为，在自己的作品中融入如此丰富的地域文化，是任何其他国家的作家都做不到的。

（责任编辑：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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