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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中外书摘》2012年第3期，作者：雪珥，原题：清朝人是这样抗灾赈灾的

“丁戊奇荒”

从1876年至1878年，整整三年，包括直隶在内，整个华北地区遭遇二百年未遇的旱灾，死亡人数超过一千万，震撼整个世界。这场旱灾，是大清国继太平天国动乱之后，面临的又一次严峻挑战。

灾难爆发之后，大清朝廷的行动相当迅速，由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统筹抗灾事宜。

“丁戊奇荒”爆发时，大清政府早已被之前的内忧外患掏空了国力，“竭全国之力而不能救其十一”。但是，这台政权机器还是在惯性的驱使下，强行启动，勉力而行，依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清廷迅速下令，减免受灾地区的皇粮国税。根据美国汉学家、时在大清海关任职的马士记载，清廷免征的赋税总额高达一千八百万两以上。

在李鸿章的统筹下，朝廷运用国家权力，调集手中持有的大批粮食，从江南的漕粮到东北的库米，支援灾区。

李鸿章兴办的洋务实业，此时开始发挥巨大作用。轮船招商局调集大量人力和运力，开赴奉天、江苏、安徽、湖广等无灾区，对粮食进行大规模征收，并集中到天津。

李鸿章多方筹措经费，朝廷给一点、地方筹一点、民间捐一点，也开始接受境外慈善机构和西方在华教会的捐赠，甚至不惜挪用军费，甚至不惜加大“捐纳”力度——朝廷公开出售一些官职，与后世人们不假思索就痛加批判的不同。这并非“卖官”，而是“鬻爵”：所出售的其实只是官员身份和官员级别的荣誉头衔，而非实际掌握行政权力的官位。

在直接发放赈济粮之外，李鸿章还将重点放在了“平粜”上：以比市场价更低的价格，向尚有余资的灾民们售粮。这一方面是为了平抑灾区粮价，抑制奸商囤积居奇；另一方面也是实现了部分灾民自救。家有余资的灾民因此早得救命粮，他们的购粮款则可以转而救济更多的一无所有的灾民。李鸿章对此十分重视，认为“平粜同属救荒事无二致”。

比钱、粮更为棘手的问题，是运输。抗旱救灾大本营天津，积压了大量粮食，难以及时转运。李鸿章集中精力，建立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官方转运网络，仅为重灾区山西就设定了三条通道：北路在保定转运，天津的粮食从水路至此，换早路经获鹿进入山西；中路在山东馆陶县转运，经南运河至此转至苏曹入晋；南路则从南运河至河南道口，转经清化镇人晋。

在救灾过程中。李鸿章大力整顿吏治，将贪污腐化、玩忽职守的地方官员们，参的参，罢的罢，关的关，同时也大力提拔了一批在救灾当中表现得有能力、有操守的官员。这对稳定灾区的民心士气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当然，也趁机换上了李鸿章的亲信人马。

救灾工作的推进，尤其是粮食转运网络的设计建设，对李鸿章手下的洋务人才们来说，是一次执政能力的考验和历练，也是战争结束以来，大清国在非战争状态下首次大规模地建设应急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