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风流人物，其玩法都会异于俗人，即使玩俗人之事，也能玩出风格，玩出水平。比如嵇康的打铁，刘伶的裸形，都是令人望尘的。

从掌握的史料来看，他们的玩法大概有：饮酒、服药、行散、清谈、弹琴、长啸、吹箫、锻造等，当然还得加上行文作诗。竹林七贤们好玩，生性如此，当然也是时代使然。在这些玩法中，他们玩出了仕途，玩出了性格，玩出了友情，而有的却玩掉了性命。

喝醉了，说胡话，躲猫猫

先说饮酒。之所以先说饮酒，是因为酒这东西是文人们最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无论古今。竹林七贤中，阮籍与刘伶是酒鬼，嵇康则是饮酒兼服药。阮籍一饮能醉一个多月：刘伶饮起酒来则喜爱表演行为艺术，把衣服都脱光，还振振有词地说： “我以天地为房屋。以房屋为裤子。”这或许是饮酒的高级境界，凡人是无法企及的。

阮藉喜爱饮酒，他把出仕当官当作小孩子的游戏来玩耍，他听说某步兵校尉一职空缺后，便主动要求上任，原因是该官职府邸中藏有陈年佳酿，待佳酿喝完后，他又主动要求辞职；而在母丧期间，他也照样饮酒啖肉，无视礼教；更有甚者，有一回他与友人们正在院中酣饮，突然一头猪闯了进来，把嘴拱进了酒盆，但阮籍们却熟视无睹，依旧畅饮如初，直到与猪同醉。

如此这般，我们今人看来，真是不懂这是真放达，还是患了精神病？当然，我们知道，阮籍嗜饮，是要逃避世事，他不但好饮，而且好沉默，这二者是有联系的，醉后不讲话或说些胡话，都情有可原。他就用这个方式推掉了与司马家族的婚事，也实在高明。正如田文棠在《阮籍评传>》中所说：“阮籍的嗜酒，也实在是对付司马氏及其同伙的一种极为巧妙的手段。”可见酒这东西，高手饮起来，总能饮出水平。

与阮籍相比，刘伶也属同类。他写过一篇《酒德颂》，文中写了一个“幕天席地，纵意所如，止则操卮执瓢，动则挈杯提壶，唯酒是务，焉知其余”的大人先生，其实正是刘伶自己的真实写照，这明摆着是一个酒徒的形象。我们来看看刘伶的样子：身长六尺，貌甚丑悴，而悠悠忽忽，土木形骸。就是这么一个人，还要整天饮酒，还整天带着一个仆人扛着锄头跟在身后，道：“死便埋我。”从这句话来揣度，刘伶的内心世界一定是十分痛苦的，但也有可能是醉话或玩笑，总之是对世事不满的一种表达，正如他的喝酒。阮籍喝酒喝得只剩下一副骨架，刘伶则喝成了悠悠忽忽的游魂摸样，这都是世事使然。这可以说是千百年来中国文人的一种病态。文人们大都有强烈的济世之心，但往往又易遭排挤，加上文人生性敏感，稍不顺心，便精神低落，只好寄情于酒了。只是相对比起来，魏晋时期的文人在这方面表现得特别突出。

七贤中嵇康也喜爱饮酒，不过相比上面两位，他却好多了，嵇康在他的《秋胡行》中说：“酒色何物？今自不辜；歌以告之，酒色令人枯。”可见嵇康对饮酒有清醒的认识。然而正是因为嵇康太清醒，太认真了，所以丢了性命。如果他也能晕晕忽忽，不那么较真的话，则司马氏是不会杀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