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0月间，笔者在西南某地实地调查了一个已经“消失”的村庄。这个村庄很多房屋不是自然坍塌的，而是被强制拆除的。原因是利用土地增减挂钩，通过拆除农民住房，腾退宅基地，可以转化成建设用地指标，再通过土地指标的异地交易，获得部分财政收入。问题是，一些村民无法适应城市生活，甚至想方设法“逃”回原来居住的村落。在笔者调研时碰到几位老人在倒塌的老屋里搭窝棚居住，在村内养羊放牛。法律上讲，这些房屋已经不属于农民，但人们凭着朴素观念，顽强地认为村庄还是自己的栖息之地。对很多农民尤其是老年人来说，即便村庄凋敝，但农村仍然足够满足他们的生活和生产需求，也具有很强的价值归属性。强制性撤并村庄，越过了农民的自发性，忽略了他们是否具有适应和应对村庄“消失”的能力。

环境治理绝不是简单的禁止或者取缔，而应该是科学施策，精准施策。缓解部分传统风俗习惯与地方治理需求之间的矛盾，如果单单依靠行政禁令彻底改变人们习以为常的生产和生活习惯，不仅很难维持预期效果的持续性和长久性，可能也会造成人民群众的不理解和不支持。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在上世纪90年代才被归纳在一起的，我们称之为“三农”问题。“三农”问题的关键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农民利益问题。我们应该看到，在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里，农业有了很大发展，农村有了很大变化，农民社会地位也有了很大提高。但我们更应该看到，在我国社会不断现代化的时候，农民更加边缘化，在社会地位、经济收入、利益保护、社会竞争力、就业和社会保障等方面，农民处于困难和不利的弱势地位。农民问题的实质是人权问题，而人权问题解决的关键是宪法问题。从宪法的角度去研究和实践对逐步边缘化的农民弱势群体的保护，是解决好农民问题的最根本、最基础的法源性问题，是法学工作者研究和实践解决农民问题的逻辑起点。宪治是法治的前提、基础、核心和关键，同样宪法保护是依法解决“三农问题”，特别是农民问题的前提、基础、核心和关键。但作为一项重大的系统工程，农民问题的解决还需要经济法、行政法、刑法等诸多部门法从制度保障的角度去共同努力方能逐渐解决。

　　在农村土地流转中，如何保护好农民权益仍然是一道难题，在城镇化过程中如何平衡好各方利益与政府财政收入，目前各地还没有探索出可推广的经验，因此未来的土地流转有可能还将囿于地方试点，但纲领性的原则和路径则有可能会在大会上确立。

近年来，蔬菜的栽培技术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但是蔬菜栽培中的病害防治工作仍是栽培管理的关键之一。大部分菜农因为不能对蔬菜病害确诊并科学防治，而造成的损失就是20%以上的减产。为了既能合理防治病害又能做到真正绿色生产，笔者特别将蔬菜各种异常发病的根本原因及无药剂防治措施简单总结如下：

　　植物病害的发生发展，受许多因素的综合影响，各种因素有利于病害发生和发展，就会导致病害在发生。病害普遍而严重发生称为病害流行。

　　病害循环（disease cycle）是指病害从一个生长季节开始发生，到下一个生长季节再度开始发生的整个过程。

　　平时我们吃的萝卜营养价值比较高，因此受到广大购买者的喜爱。经常食用还能起到防病、治病的疗效，但是要想种植一个大个、味道甜美的是需要专业技能的，但是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呢，下面将给您详解。

　　辣椒管理要讲究方法，只有这样才能满足辣椒生长需求，再利用施肥灌水要求，这样有助于营养吸收或者开花结果的关系，达到我们预期的结果率高，产量高等要求，具体的施肥方法，下面给您详谈。

固体农药、化肥一般可直接混用，固液混合或液液混合则应先考虑混合后可能发生的变化。混合后，施用时间与施肥深度须考虑到肥效和药效的充分发挥。药、肥混合物作基肥施用时宜浅。肥料与农药混用后，由于施肥要求与农药的防病、治虫和灭草的要求常不能完全统一，因而目前以化肥为载体的农药主要是各种除草剂，杀虫剂较少，杀菌剂则更少。